「人家北宋就沒有文字獄。」以前曾聽人這麼說，讀到羅昌繁先生《北宋黨爭與石刻》，才知道此話不真，再次證明書不能盡信，人言亦同，再博學的人也可能有類似AI的Hallucination。應該不會繼續找相關書籍資料，但關於北宋末年元祐黨籍碑相關背景，因此次展覽及本書有了基本概念，感謝
羅先生書中提及，過去碑刻作用都在紀念彰顯光榮美好，但元祐黨籍碑卻是為令入籍黨人之子孫留有餘辱！的確，展覽所見，久遠如周代鼎彜，都記錄先人功蹟，要讓這分榮耀傳諸後世，子孫永保。如此想來，這點，蔡京這黨籍碑實在惡毒又缺德，且御書石碑稱奸黨碑，立於官員必經的外朝門牆邊，簡直是文人版的梟首遊街，羞辱震懾之意不言可喻，一人之事可能禍延同族及子孫，難怪當朝士大夫集體失聲
這次「千年神遇」展，204室展出物件包括元祐黨籍碑拓片及司馬光墨跡，司馬光自然未見到自己身後的崇寧黨禁，但拓片饒跋「夫此前一時之屈，而後此萬世之伸，其所得孰多」，與其手書「烏呼，人生如寄，其才志之美，所以能不朽於後者，賴遺文耳」，恰在同個展櫃的牆面及櫃內裡外呼應。不知是策展有意為之或因緣巧合
1。黨禁
1.1。中央文字檢核
頁265：崇宁之前已有大规模的文字检核工作,此或可视为党籍碑事件之嚆矢。绍圣、元符期间,蹇序辰、安惇等人编类群臣章疏与看详诉理文字[],或有罗织附会,多指为谤讪,“序辰先有是请,上难之。于是,惇复建白。 …… 自后缘诉理被祸者,凡七八百人。(蹇)序辰及(安)惇实启之”。编类章疏、看详诉理前后涉及数百上千家士大夫,主要是寻找谪降士大夫文字依据之目的[……]元符三年(1100),宋徽宗即位后曾有过短暂的调和党派矛盾的努力,但无果而终[……],崇宁元年(1102),朝廷开始实施大规模党禁,以元祐旧臣为主的士大夫遭到新党蔡京团体的大规模贬黜,形成了对相关党人家族自人事组织到学术文化(此前绍圣年间即有禁元祐学术)的雙重打擊。
-所謂黨人家族，書中頁269表5-2整理其中十數家族，其中末尾洪芻、洪羽父娶黃庭堅妹，為黃外甥
1.2。起迄共24年
頁240：北宋新旧党争中的党禁,正式始于崇宁元年(1102),结束于靖康元年(1126),持续24年
-起：绍圣元年(1094),章惇请编元祐群臣章疏,意味着党禁前奏。崇宁元年(1102),分元祐诸臣章疏姓名为正邪各三等(即元符上书人姓名录)、诏始禁元祐学术政事,意味着党禁正式开始。
-寬：毁碑(毁党人名册)、宽党禁在崇宁五年(1106),崇宁五年有“除党人一切之禁”,并非指解除党禁。如大观二年(1108)诏许韩维等95人出党籍。
-迄：完全解除党禁在20年之后,即靖康元年(1126)“除元祐学术党籍之禁”(元祐学术党籍)。毁碑、宽党禁之后,部分党人及其子孙,在20年左右内仍然受制于党禁的制约。直至“徽宗将内禅,诏解党禁,除新法,尽复祖宗之故。
。但即使如此，書中引《宋史．呂好問傳》：“ 靖 康 元 年 …… 钦 宗谕之日:‘卿元祐子孙,朕特用卿,令天下知朕意所向。’先是,徽宗将内禅,诏解党禁,除新法,尽复祖宗之故。而蔡京党戚根据中外,害其事,莫肯行。好问言:‘ …… 钦宗乡纳。’” 身為現代人，很想嘖一聲，但終究當年時空環境不同於現今，只能長嘆，唉
2。北宋元祐黨籍碑的立毀
作者於頁237有表5-1以下整理
2.1.1。京師宮城內
頁244-246：計二次兩處
⑴《宋史．徽宗本紀》等，記崇寧元年(1102)九月己亥，徽宗御書刻石置端礼門(下圖A3)
⑵《道命錄》、《東都事略》等，記崇寧三年(1104)六月丁巳，徽宗親書刻石置文德殿/文德門(下圖B1/B2)之東壁
2.1.2。地方各路州府衙
頁248-249：崇寧二年，「因有臣僚云京畿輔郡的民眾不甚知黨籍碑姓名，遑論其他地方民眾」，令天下監司長吏廳各立元祐奸黨碑，隔年蔡京並親書碑文頒行天下。監司、長吏廳各指地方路級及州級長官辦公處所，「如此則全國立碑至少在數百塊之多」
2.2。刻石立碑的人物故事
2.2.1。石工安民
頁210：邵博溫《 邵氏聞見錄》：
长安百姓常安民,以镌字为业,多收隋、唐铭志墨本,亦能篆。教其子以儒学。崇宁初,蔡京、蔡卞为元祐奸党籍,上皇亲书,刻石立于文德殿门。又立于天下州治厅事。长安当立,召安民刻字,民辞曰:“民愚人,不知朝廷立碑之意。但元祐大臣如司马相公者,天下称其正直,今谓之奸邪,民不忍镌也。”府官怒,欲罪之。民曰:“被役不敢辞,乞不刻安民镌字于碑,恐后世并以为罪也。”鸣呼!安民者,一工匠耳,尚知邪正 , 畏过恶,贤于士大夫远矣。故余以表出之。
邵伯温所记常安民,“常”字当为衍字[],应是后人所加 。《宋史．司馬光傳》錄入此事，故安民事常為後人詩文提及
2.2.2。石工李仲寧
頁211：王明清《揮塵錄》：
九江有碑工李仲宁,刻字甚工,黄太史题其居曰“瑑玉坊”。崇宁初,诏郡国刊元祐党籍姓名,太守呼仲宁使劖之。仲宁曰:“小人家旧贫窭,止因开苏内翰、黄学士词翰,遂至飽暖。今日以奸人为名,诚不忍下手。”守义之曰:“贤哉,士大夫之所不及也!”馈以酒而从其请。
2.2.3。官員陳敏
頁217：史能之《(咸淳(重修毗陵志》：
陳敏，字伯脩，無錫人。……登崇寧三年第……徽宗朝諸蔡用事，斥司馬公諸賢為奸黨，令州郡皆立石。守倅刻銘焉，敏通守天台，監司促之急。答曰："誣司馬公為奸臣，是誣天也。"倅自立石，敏碎之。囚其石工，官吏悚栗言于敏，懼劾。敏曰："我死且不辭，何劾之畏？"竟桂冠不仕，號濯纓居士。
2.3。毀碑之因：星變
頁240：宋徽宗崇宁五年(1106):
正月戊戌(初五):星变开始(彗星出现)。正月乙已(十二日):避殿损膳,许直言朝廷阙失,诏毁朝廷内外党籍碑。正月丁未(十四日):太白昼见(金星亮度大),赦天下,除党人一切之禁。正月癸丑(二十日):已毁讫党籍碑石本,且令除毁元镂印板与颁降出外名籍册。正月丁已(二十四日):布告天下,明谕毋惑邪臣。正月戊午(二十五日):星变结束(彗星消失),令宽党禁。
黨禁因天象異變而寬，卻直到金人兵臨城下、即將亡國才解除，唉
3。南宋至明重刻碑石版本有四
頁250：宋高宗给党人昭雪之后,党人子弟为了彰显荣耀[]私下刻石。从现存文献可知,至少有四次党籍碑重刻的情况。
3.1。揚州重刻黨籍碑
頁250：王明清《挥麈录》载:
“如近日扬州重刻《元祐党人碑》,至以苏迥为苏过。”[]
《挥麈后录》大致作于绍熙四年(1194)2,故而扬州重刻党人碑当在此之前。由于史料缺略,无法考知扬州由谁重刻党籍碑,但这是目前所知最早重刻党人碑的记载。
3.2。梁律重刻黨籍碑
此次故宮「千年神遇」展204室掛列蔡京《元祐黨籍碑》拓本（購拓449），應即拓自本石。
頁250-251：南宋庆元四年(1198),梁焘曾孙梁律重刻党籍碑,这是目前所知确切的且现存的最早重刻本。该本由南宋饶祖尧作跋,故也称饶本。跋文作于庆元四年(1198)九月。跋文云:
世之是非,未有□(久)失其当者。所谓公论,天地并存,日月并明,亘亿万年,矛盾驰互,此脉终不可乱,欲势力变置之,有是哉!元祐党议,徽宗固随感悟,高宗亦继昭雪。观国史,读实录及诸公家传等书,大氐有考。庆元戊午,备末□(掾)桂林,始获识左丞梁公之曾孙府钤辖律,爱其有前辈风度,相与光昵,暇日从容,及籍中名氏,因谓欲刻诸石,便□(报)传。夫前此一时之屈,而后此万世之伸,其所得孰多?然惟是焉计,浅之为丈夫耳,非所施于昔贤,特碑苟无恙,彼小人者有所睹,□其污蔑君子,本以利己,浮说定罪,恶反易位,而至于我,生遗家祸,死贻鬼诛,盖至□(严)其邪心,要必少悛明。斯举也,似不无补。岁九月旦,吉川饶祖尧敬跋。[]
。该碑存广西桂林龙隐岩内,严格说来不是狭义碑刻,其形制属于摩崖,故而其题额只曰“元祐党籍”四字,无“碑”字。
。文中註釋引《碑林集刊》2001年林京海〈元祐党籍石刻考〉 ：桂林市文管会对该地区摩崖石刻进行调查,于龙隐岩内发现残缺的新跋文一则,林京海整理如下:
右元祐奸党石刻,崇宁三年六月壬戌,蔡京所奏立,凡在籍者,皆当时名臣,刑窜禁锢,不问存亡。五年正月乙已(下缺)/诏毁之,然其罪犹未废除也。京欺天罔上 …… 今石刻所列,至逾三百,极天下之选,次第见其高下无少差,(下缺)/或者弗察乃尔,岂不误哉。旧尝得模本,敬勒之石,以彰我宋忠臣义士之盛。且俾网罗天下访失旧闻者有考(下缺)。[]
观此残文,“旧尝得模本,敬勒之石,以彰我宋忠臣义士之盛”,可知此作者应为南宋人,极有可能是梁律。且其据模本而重刻,即重刻 崇宁原本 。
3.3。沈暐重刻党籍碑
頁253-254：党人沈千曾孙沈暐[]于嘉定四年(1211)重刻党籍碑。为了彰显曾祖沈千曾入党籍碑之荣耀,沈暐利用家藏拓本重刻党籍碑。其自跋云:
元祐党籍,蔡氏当国实为之。徽庙遄悟,乃诏党人出籍。高宗中兴,复加褒赠及录其子若孙。公道愈明,节义凛凛,所谓诎于一时而信于万世矣。其行实大概,则有国史在,有公议在。余官第六十三人,乃暐之曾祖父也,后复官终提点杭州集真观,赠奉政大夫。暐幸托名节后,敬以家藏碑本镵鑱诸玉融之真仙岩,以为臣子之劝云。嘉定辛未八月既望,朝奉郎、权知融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、古霅沈暐谨识。
-著名的《徐霞客游记》也记载了徐霞客访拓此碑的事迹。
-明代有若干文献记载了融县党籍碑曾经被毁[……]《明史稿》亦录此事。故而,今存融水县博物馆的党籍碑当明人重刻,并非沈刻。桂林党籍碑,由于是摩崖石刻,从初刻保存至今。而融县党籍碑,为明胡寿昌所毁,现存者为明人重刻。胡寿昌毁碑之事,清人提出过异议,但无铁证辨其伪。现存融县博物馆的党籍碑,曾在“文革”中有所毁损。
3.4。司马逨重刻党籍碑
頁255-256：南宋景定年间(1260-1264)的《严州续志》载“淳安县”云:
“元祐党籍碑,县尉司马速刊于县学,与绍兴求贤碑对立。”[]
此碑可称为司马逨本,未见他书有详细记载,足见传播较少,可能毁于南宋。
-钱大昕《潜研堂金石文跋尾》对此碑也作了介绍:
“予尝读新定续志,知淳安县学亦有元祐党籍碑,县尉司马逨所刊,不审今尚存否?”
-夏荃《退庵笔记》亦录:
“而淳安县学亦有此碑,为县尉司马逨立。”
-司马逨其人
。仅见明初所编《普济方·产难门》载
“昨有永嘉法曹司马逨 …… ”[]
略带提及,《普济方》多取历代方书及史传、杂说等成书。严州、永嘉即今杭州、温州两地,相隔不远,且县尉、法曹官职性质相似。故而,此处谓永嘉法曹司马逨,极有可能是指《严州续志》中的县尉司马逨。
。宋高宗为党人昭雪之后,位于党籍碑榜首的司马光的后裔,极有可能重刻党籍碑。司马逨是否为司马光后裔,史料不足征。
[20260128補]20260127囫圇讀完全書，先前以為理清楚了的元祐黨籍碑書寫及立碑，讀最後一章時發現不然，還是看得霧煞煞，放棄繼續深究，僅補三點新學習：
1。北宋黨同代異，新黨、舊黨皆然
呂大防、梁燾、劉世安等元祐黨人得勢之時，先定了新黨名單，榜之朝堂；新黨翻身推元祐黨籍碑，用力更猛
→若沒有後來的靖康之禍，且舊黨能再反撲，會不會有比元祐黨籍碑更霹靂的手段？
2。黨籍碑列名者，多為各家族核心菁英，南宋高宗朝雖有補償方案，但補償來得太晚、太少
-山東東萊呂氏，兩宋綿延十餘代逾250年，黨籍碑所列第一人呂公著，是該家族所出第三位宰相（前尚有呂蒙正、呂夷簡），呂公著三子，所幸長子呂希哲雖然也曾困頓，甚至三餐不繼，但這脈後續再有呂好問、呂本中、呂大器、呂祖謙等，政治香火不傳，但至少撐住了學術名望
-江西南丰曾氏，黨籍碑所列第一人也是曾任宰執的曾布，父祖及其他五個兄弟皆登科入仕，但即使如此輝煌，南宋之後家道明顯中落，只能出任中低階文官
-蘇軾、蘇轍……榜上除司馬光之外，大概以這兩位在今人的知名度最高，一直奇怪沒讀到四川眉山三蘇後人的故事，最後才讀到，孝宗朝有蘇轍四代孫蘇森請求適用高宗朝補償辦法，為什麼到孝宗朝才出面？原因印象大略是：或因所居之地偏遠、訊息傳播相對較為緩慢
→所存翻刻黨籍碑都在廣西，何也？是否與黨人及其後人被貶逐有關？
3。碑上309人，僅三分之一有傳，其餘200+人，若無黨籍碑上列名，後人甚至找不到相關資料
→原以為拔官等懲治最大的影響是稅賦經濟問題，但發現許多人是靠先輩恩蔭出仕、延續家族政治生命，或許後者才是大問題
→家世顯赫雄厚如東萊呂氏、南丰曾氏，聲名歷代不墜如蘇軾，後人在黨禍之後都沒能在政治上重振家聲，況乎他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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